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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我们的辨析引发出要害问题：龚刚模的“检举”是否真实？无妨考察一个
细节：一审判词认定，“公安机关因办理文强一案提讯龚刚模时，他揭发了李
庄教唆其编造被刑讯逼供的犯罪行为”。可是，前此警方通过那篇《律师造假
门》认定的却是另一番情景：龚在狱中突然表现沉闷，连续数日，终于在忍无
可忍的状态下，按下警铃，报案检举了李庄律师。据知跟着还写了书面举报。
先不说这份书证竟也未当庭交付质证，这里接受口头与书面检举的只能是看守
所警员，决非承办文强案的专案人员，无可争辩。至于对检举人的心态描绘和
具体实施的细节，差别之大，不言而喻。两种不同说法形成的矛盾折射出“检
举”本身确有重大瑕疵，作为推断事理的法官怎么可以轻信某种说法而不过细
审查？
众所周知，证言因其符合诉讼中的直接、言词原则而受重视。但这种证据
很不稳定，常有争议，证明力不强，错判冤案往往由此而生。是故刑诉法在规
定作证是公民义务的同时（第48条），明确要求“（法官）听取各方证人的证
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第47条）。最高法院据此作出
司法解释：“证人应当出庭作证”，两种例外：一是“未成年人”，一是“庭
审期间身患严重疾病或者行动极为不便的”，经法院许可，可不出庭。综观这
些规范，听取证人的陈述实是审判权的组成部分，是无可替代的权力；同时又
是行使审判权的必经程序和法定要求，属义务。李案一审判词解释说：“证人
均表示不愿出庭作证，……且法院不能强制证人出庭作证”。这无疑是曲解。
有些证人在押，已失自由，要他出庭还用“强制”么？判词还说：“公诉机关
宣读未到庭的证人证言符合法律规定。”问题在于：“未到庭”，是否合法？
还有，公诉人的宣读往往断章取义择其所需，不经质证，难辨虚实。宣读的如
是“询问笔录”，又只能认为是控方工作记录而非当事人提供的书证，是否真
实，应经被询者认定。然而所有这些，法官一概不理不顾，硬是专断地判定当
事者伪证！
人们要问：李庄伪了什么证？表现形式是什么？与此相关，李与控方证人
没有接触，他们做的哪些证受到了怎样的“妨害”？对这些既不能如实回答，
凭什么加人以罪？
判词说：“从犯罪构成上讲，（李之罪）属于行为犯，不是结果犯。”可
是，如无证伪之果，伪证何以成立？从犯罪构成分析，本罪侵犯的客体一是司
法机关的刑事诉讼活动，二是公民人身权利。考察李庄的行为归根到底无非是
会见被告、了解情况、调查研究，他的行为侵犯了哪种客体？客体不存，罪名
何能成立？
然而事态的发展未出所料，一审还是效其前驱，援引刑法第306条把无辜判
了罪。我们的料中，源于那篇“核心调查”针对306条所写的那段洋洋洒洒、豪
情满怀的文字：技止此矣，不过如是！刑法修订至今13年来，律师因306条被误
用而蒙冤者数以百计，立法技巧不慎带来的恶果，该彻底改正了。否则，辩护
制度必将弱化、难免蜕变。
李庄获罪了，二审一定会维持。对此似乎不必灰心失望。正可通过此例深
入探讨该怎样推进法治的发展达到功成；律师则正可从中汲取教益，以精湛专
业和自强风骨不屈不挠、义无反顾地为律师制度的健康发展竭尽全力。错案不
免；功成有期：我们应看到希望。
2010.1.14 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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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