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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斯年与《大公报》
智效民
傅斯年的「星期论文」主要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国内政治﹐二是国际评
论。关于前者﹐可以从《政府与提倡道德》（发表于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五
日）中一睹其风采。作者说﹕自民国以来﹐每届政府都要制礼作乐﹐提倡道
德﹐其结果不仅毫无成效﹐反而是徒增许多伪善。他认为﹐与西方国家相比﹐
除了教会的作用外﹐中国人最缺乏的是国民训练﹐而不是道德说教﹐是政治家
以身作则﹐而不是政治口号。所以﹐政府如果对提倡道德真有兴趣﹐那就应该
在立法上引进公民契约论等近代社会的思想理念﹐在执法上培养服从公义﹑明
辨是非的良知和良心。他强调﹕「在位者若真想提倡礼义廉耻﹐口号是没有用
的﹐只有自己做个榜样﹐把自己所能支配的无礼﹐不义﹐鲜廉﹐寡耻之徒﹐一
举而屏弃之」﹐才能在提倡道德上有所成效。文章最后﹐傅斯年问道﹕在「国
难之急﹐民困之极」的今天﹐「公务机关汽车之多﹐公务人员应酬之繁」令人
咋舌﹐「不相干的事」比比皆是﹐「如此的政治榜样﹐是能锻炼人民道德的
吗﹖」傅斯年爱憎分明﹐疾恶如仇。我不知道所谓「不相干的事」是指什么﹐
但如果把这几个字换成「公款吃喝嫖赌﹑公费出国旅游」的话﹐那岂不是一篇
声讨当代贪官污吏的檄文﹖
除了英敛之和张季鸾之外﹐傅斯年与王芸生的关系也很密切。抗日战争前
夕﹐王芸生曾在一篇文章中说﹕「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
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
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
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对于傅氏高论﹐王芸生深有同
感﹐因此才把它写入文章。王说﹕「这道理讲得痛快淋漓。这段官僚论﹐的确
支配了中国历史上大部分的人事关系。」后来﹐傅斯年虽然没有写出这篇宏
文﹐却在抨击孔祥熙﹑宋子文时表现出气势如虹的大智大勇。可悲的是﹐他们
所说的这种状况不仅至今没有改变﹐反而还有蔓延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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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